“普世价值”的争论不是一个概念解读的问题，抽象地讨论“普世价值”的内涵没有多大意义，问题在于“普世价值”背后的动机。
全球化，意味着世界范围的全球竞争，在一个已经具有中心与边缘的权力结构中，在一个事实上存在着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落后国家的差异结构中，谁在全球化中居于主导地位，谁获得话语霸权，谁是一体化背景下规则的制定者，谁就能成为全球化最大的赢家。因此，美国具有深刻洞察力的战略家，不仅强化经济、政治、军事的竞争，还发明了“软实力”这一概念，把意识形态、核心价值乃至文化的竞争都提到了重要的战略高度。作为一种战略，把美国软实力的种子播撒到全世界，让世界充满“民主、自由、人权”的美国价值，全球化在普照之光的覆盖下就很大程度美国化了。经济一体化——文化同质化——政治“民主”化，正是全球现代化的强势逻辑。
从全球化到美国化，这一命题转换的逻辑在美国推行的战略中是十分清晰的。《铸造法治之下的自由世界：21世纪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建议很明确：“利用一切可行方法和手段帮助尚未达到民主标准的国家建立民主政府。”该报告把推进民主提升为国家安全战略的最核心内容，把世界简单地分为“民主的”和“非民主的”两部分，倡议以民主同盟取代联合国。在这里，民主显然已不是学术性的概念辨析问题，而是具有明确目的的政治工具或战略手段。
科尔奈也表达了类似的意见：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出现并不自动保证民主制度的实现，过去和现在都有这样一些国家，它们实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但是其政治架构并不符合民主制度的最低要求。在西方文明的世界中，历史发展的主要趋势是向着资本主义制度的扩张。创造社会主义制度的一系列艰难困苦的行动偏离了这个主要方向。
马克思曾经指出，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就在于“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一句话，资本要夺得全球作为它的市场，现代资产阶级社会要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一个世界。资产阶级日甚一日地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它使人口密集起来，使生产资料集中起来，使财产聚集在少数人的手里，由此必然产生的结果就是政治的集中。
《现代世界体系的混沌与治理》的作者阿瑞吉指出：要想弄清楚什么是新自由主义，最好的方法是要看到它是“意识形态全球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新自由主义无非是众多“拥护资本”学说中的一个版本，它想使美国在资本主义金融扩张阶段占据统治地位。同以往的一些学说一样，新自由主义企图通过信贷和金融投机活动，而不是通过向贸易和生产部门投资的方式，来建立一种促进资本积累的社会环境。而按照《新帝国主义》的作者哈维的说法，“新自由主义是想确立这样一种政治和意识形态框架：资本主义能在这一框架中享有更多的活动自由。”
问题的实质显而易见。
一些所谓理论家容纳不了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即使这一理论中国化的成果引领和推动着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他们也要粗暴地将理论与实践割裂开来，给马克思主义扣上“教条”、“僵化”、“独裁”、“专制”等种种帽子，想方设法用西方的“普世价值”取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创新成果。以“所谓人类文明中一切美好的东西就是‘普世价值’”为幌子，以学术自由的名义行使思想专制，将“自由”主义化，严格限制在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中，并获得一种至上性和主导性的姿态，目的无非是将马克思主义驱除出当代中国的话语语境，彻底改变中国社会的制度性质。
20世纪以来，中华民族90年浴血奋斗、前赴后继，60年艰苦探索、遭受挫折，30年改革创新、勇于开拓，得到的最大财富就是一面旗帜、一条道路、一个理论体系。历史的经验使我们明白了一个道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改革开放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成效和功绩不容否定，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
一听到“普世价值”就丢掉自信，一听到“普世价值”就动摇，一听到“普世价值”就折腾，这不是思想成熟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