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巧玲、王智：恽代英对中国革命问题的探索及贡献
恽代英是党内公认的著名理论家和青年学生运动领袖，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后，成为了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参加革命实践中，恽代英对中国现实状况的认识经历了一个由浅至深，由模糊到清晰的过程。作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恽代英对一大批先进分子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产生过重大影响。恽代英对于中国革命的很多思想观点深刻地影响了毛泽东，成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社会性质的探索：最早厘清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革命者之一
对于中国实际情况的把握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前提，而正确认识中国实际的关键在于认识中国社会的性质，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真正地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面临何去何从的问题。对于中国国情的了解是确定中国革命对象、任务、动力等问题的基本前提。为了解答现实斗争中的诸多困惑，在20世纪20至30年代，有过比较持久的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理论探索，逐渐厘清了对于当时中国社会性质的认知。恽代英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后，在这样的论战氛围之下也加入到了利用马克思主义来分析中国的国情，以此考察中国的革命现状的浪潮中来。
大革命时期，恽代英就在多篇文章当中分析中国的社会性质。恽代英认为半殖民地是中国社会的一个特征。1924年6月，他在《觉悟》上发表《中国民族独立问题》一文，指出：“中国已经成为半殖民地国家。”[之后，恽代英进一步分析了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的原因。1925年9月，他在《向导周报》发表的《辛丑条约对于中国的影响》一文中指出，《辛丑条约》在中国成为半殖民地的过程中产生了重大作用。《辛丑条约》使中国成为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亡国奴。经济上，不平等条约使中国背负巨额赔款。为便于额外勒索中国，条约对于“赔款用金”规定含糊，每年都会多出一些其他的负担。同时，中国还丧失了海关权，恽代英称：“海关是一国的经济命脉所赖……中国的海关权完全操在外人手里，自己一些些也做不来主的。”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经济命脉的掌握，使中国20余年不敢向帝国主义要求平等的权利。政治上，中国的主权被严重侵犯。清政府被迫将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并且居于六部之上，将北京东郊民巷变为使馆界，界内不许中国人居住等，使清政府和北洋军阀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文化上，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恽代英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在《论信仰》和《我的宗教观》中利用唯物主义的观点驳斥了唯心主义，表达了无神论的观点。
此外，在《中国贫乏的真正原因》《列强卵翼下的北京政府》《今日之国耻》《我们要雪的耻岂独是“五九”吗?》《中国民族独立问题》《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等文中分析了中国的社会性质。“现在中国怎样?租界、租借地、领事裁判权、内河航行权、关税权，以及公使团之威权，都证明中国是个主权不完整的国家，所以说，中国的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上被侵略，成为真正的半殖民地国家。因此，中国最重要的任务是联合其他被殖民国家反抗帝国主义压迫，获得民族独立。中国革命的主要对象就是帝国主义，还有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者——封建军阀。恽代英在1924年便明确地指出，对内反抗封建军阀的压迫，对外反抗帝国主义侵略，“这两件事必须同时地同样地加以注意”。
在此基础上，先进知识分子进一步深化了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1926年，蔡和森提出中国的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与半封建社会”。之后，党的六大肯定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性以及半封建性。自此，对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基本成型，并且得到了党内外的一致认同。毛泽东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对于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系统阐释。1938年，毛泽东明确指出：“半殖民地半封建性是中国的社会性质，而半殖民地性是‘最本质的’。”1940年，毛泽东还系统论述了中国社会性质从封建、独立的变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过程，完成对于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理论的系统建构。对于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的认识成为毛泽东思想内容之一，并写入党章，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
二、阶级分析的探索：最早接受并译介阶级斗争理论
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分析中国各阶级现状，带领中国革命走向成功的重要前提。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尝试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考察中国问题，并制定相应的革命方略。恽代英是最早一批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分析中国问题的先进知识分子。五四运动后，恽代英放弃了改良主义，认为要改变中国现状，必须通过阶级斗争实现，抛弃了原来“立品救国”的思想，公开倡导“阶级斗争”。1922年6月，恽代英在《为少年中国学会同人进一解》一文中，他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出发，否定了改良家的救国方案，从经济与社会的关系角度解释中国现实问题，指出，中国伟大革命的胜利必须要依靠广大人民群众通过武装斗争实现。
1910年，陈独秀将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人考茨基关于社会民主党的纲领《爱尔福特纲领》的通俗解读《爱尔福特纲领解说》的英译本——The Class Struggle(Erfurt Program)一书寄给在武昌的恽代英，并委托其进行翻译。这本书就是对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产生巨大影响的《阶级斗争》，此书于1921年1月发表于《新青年》杂志。这是中国第一部系统介绍阶级分析方法的译著，书中强调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具体分析社会主义运动的各阶级，强调在阶级分析时，不把阶级当成一个固化的存在看待，而是将其置于动态的、变化的过程中去具体把握，对于中间等级可以实行“策略性的联合”。该书还提出了消除私有制，夺取无产阶级政权作为改造社会的根本方法，相对具体地构建了一个阶级划分的模式。值得一提的是，此书多次提到了阶级斗争的不可避免性，也许正是如此，英译本直接名为“阶级斗争”，而“爱尔福特纲领”成了副标题。这本书对于阶级斗争理论的介绍，深刻地影响了陈独秀、毛泽东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为他们研究中国革命提供新的视野。毛泽东曾提到，有三本书建立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三本书分别是：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恽代英翻译的《阶级斗争》以及李季翻译的《社会主义史》。毛泽东在读了《阶级斗争》一书之后，深受启发，开始用阶级斗争的方法去分析中国社会的问题。可以说，《阶级斗争》一书为促进早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第一次飞跃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阶级斗争》理论思想之前，通常只是笼统地将阶级划分为有产者和无产者，而《阶级斗争》一书为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提供了划分阶级更加科学的方法，对于中国社会的各阶级的划分更加细化，为分清革命的敌我力量提供了更加具体的方法。恽代英在翻译《阶级斗争》中，自身也经历了一次较大的思想转变。同时，随着互助社及他在学校实施的一系列改革的失败，恽代英逐渐抛弃了原有的空想社会主义和改良主义的思想，从侧重青年学生力量到坚定相信工农群众，开始彻底转向马克思主义。恽代英与陈独秀、毛泽东等其他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相互激发，共同利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推动中国早期阶级分析的整体兴起。在对中国国内各个阶级的分析中，他具体分析了中国各个阶级对于革命的态度。在1924年发表的《何谓国民革命?》一文中，恽代英指出，“兵”与“游民”虽然也受到压迫，但是他们的目光短浅，容易被野心家利用；而城市的工人，占据重要的地位，同时，易于团结，能够成为革命的主要力量；“农人”和“小工人”他们也是社会最深受痛苦的群体，虽然他们不容易团结，但是也是革命的“大力量”；“官”和“商人”是反对革命。恽代英是较早对中国各阶级进行比较系统划分的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
恽代英对于中国各阶级的分析影响了毛泽东，其基本观点与毛泽东于1925年12月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观点有相似之处。但是，恽代英相比于毛泽东，对于中国各阶级的认识略有不足。比如，对于小资产阶级和游民无产阶级的判断不够准确，并未认识到这两个阶级人数较多，并且有逐渐向无产阶级靠拢的趋势，没有将他们视为革命可靠的基本力量之一。毛泽东在吸收借鉴恽代英等人的阶级斗争理论后，指明了原有认识的不充分性，对中国社会各阶级做了较为全面系统的总结。恽代英对毛泽东的观点十分认同，并请其稍作修改，发表于自己主编的《中国青年》上，进一步扩大了这一理论的影响力。
三、革命依靠力量的探索：较早地认识到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
客观地认识中国各阶级对于革命的真实态度，是中国革命分清敌我的必要前提。纵观恽代英的文献，不难发现，恽代英的历史观是一个逐步形成和转变的过程。大体来说，五四运动是恽代英思想转变的分界点。五四运动的爆发，广大人民群众展现了强大的力量，恽代英逐渐意识到，“平民之思潮，乃吾人所以立国”。他认识到，工农群众的力量是其他阶级不可比拟的，看到了中国人民的新希望，于是将目光由原来的青年学生转为工农群众，指出：“中国必须靠农工兵士打倒各派势力，才能贯彻民生主义，所以亦非促起农工兵士等觉悟以融为一党不可。”
恽代英最先看到的是爱国学生群体的力量，认为青年学生是中国社会最容易联合的群体，并且他们贴近社会，对于社会问题更加敏感。于是，他将救国的希望寄托于青年学生身上。他认为，中国其他阶级之间，彼此相看似越人之视秦人肥瘠。青年学生才是“摧毁恶势力的力量，比成人更可靠”。因此，恽代英早期的工作主要集中于青年学生。1917年，他在中华大学学习时，组建了湖北地区第一个进步团体——互助社，怀抱“立品救国”的目标，成员相互帮助、相互鼓励、相互促进，通过自助助人，提升品格，形成社会整体善势，以抵抗恶势力。在互助社的影响之下，武汉地区大、中学校的进步团体如雨后春笋般成立。他还积极组织武汉的学生罢课、演讲、游行，将学生救国运动逐渐推向新的高潮。然而，随着“六一”“六三”惨案的发生，学生运动遭到血腥镇压，这使恽代英十分痛心，并开始重新反思革命力量的问题，他意识到仅仅依靠青年学生的力量不足恃。
随着五四运动的爆发，工人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更多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认识到工人阶级的强大力量。恽代英在与工人阶级接触的过程中，他意识到工人阶级受到的压迫最深，对于反抗阶级压迫的意愿最为强烈。在1926年发表的《为什么产业工人最富于革命性?》一文中，恽代英具体分析了无产阶级是中国最富革命性的阶级的原因：第一，他们没有生产资料，一无所有，无所畏惧；第二，他们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双重压迫，受到经济和政治的双重压迫；第三，他们集中程度较高，便于结成联盟；第四，他们在铁路或工厂矿山做工，在交通或生产事业居重要地位。基于以上原因，工人的集体反抗势必撼动剥削者的地位。1926年，在纪念京汉铁路大罢工三周年时，恽代英更是明确指出，无产阶级是最富于革命性的力量，并且能够成为中国革命运动的领导者，除了工人阶级以外，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同样受压迫的中国社会最底层的农民阶级，是工人阶级可依靠的力量。
恽代英是较早意识到农民阶级力量的早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之一。五四运动后，在毛泽东组织城市工人运动时，恽代英就写信给毛泽东，建议他向陶行知学习，“到乡里搞一搞”，但此时的毛泽东还没有意识到农村工作的重要性，给予的回复是：“现在城市工作还忙不过来，怎么能再去搞乡村呢?”[9](P331-343)由此可见，恽代英比毛泽东更早地意识到农民阶级的重要性。通过恽代英所写的文献可以发现，从1924年起，恽代英就认识到农民阶级的强大力量，并在多篇文献中体现出来。在《国民革命与农民》一文中，他指明了中国的农民阶级长期受到土匪、军队、封建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大地主以及自然灾害等所带来多重痛苦。因此，他们强烈渴望通过革命来实现社会的和谐安定，其革命性最强。在对中国社会各种力量进行分析对比之后，恽代英开始将注意力转向农民。在《湖北黄陂农民生活》一文中，恽代英首次专门介绍农村和农民的相关问题。他鼓励青年学生到农村去研究农民，了解他们生活的真相，鼓励农民参与革命斗争。虽然农民阶级具有强烈的革命愿望，人数也占到中国的70%以上，但是农民阶级由于自身的革命觉悟并不高，不易集中且散漫，使其不能成为革命的领导者，只能成为无产阶级的同盟军，农民阶级的革命作用必须依靠工人阶级的引导才能发挥出来。
恽代英关于中国革命力量的分析，不是对马克思恩格斯阶级理论的照本宣科，而是基于对中国情况的把握，在革命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来看，恽代英对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的认识是先进的，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中国革命的具体结合。尤其是恽代英关于农民革命力量的认识，对促进毛泽东关注农民问题，更加深入系统阐述农民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四、革命组织的探索：首次强调了主义和纪律对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意义
恽代英对于政党的认识，经历了从“痛恶政党”到“造党救国”的转变。恽代英在早期寄希望通过革命团体实现救国。但是，随着革命团体救国方案的一次次失败，在探索救国道路过程中，他逐渐认识到，只有依靠纪律严明的无产阶级政党才能解决中国问题，只有形成“伟大的革命结合”才能推翻封建军阀。中国不是无党，只是党的主义无法吸引国民，同时，大多数国民也不懂建党的重要意义。而恽代英呼吁“以党造国”，团结一致朝着共同的目标奋斗。他说：“没有党，便没有能完全成功的革命。”恽代英还指出政党应该具有的两种要素——“主义和纪律”。主义是一个政党的核心和灵魂，是实现国民团结的基础，没有主义的政党，“总是不久便归于消灭”。全面内战爆发后国民党政府在三年内就失败而退出大陆，关键是国民党从根本上偏离了三民主义，使其在政治、经济、军事上一直走滑坡路。“主义”不是空谈，“主义”要具备强大的凝聚力，就必须是“根据被压迫群众生活上的痛苦与要求形成的”。只有这样才能够团结群众，朝着同一个奋斗目标迈进。纪律是党的另一重要因素，是实现内部团结、意志统一的重要前提。一个有纪律的政党才能团结群众朝着共同的目标努力，才能带领中国革命取得伟大胜利。
恽代英认为，中国的政党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够担此重任，“只有共产党员是最精粹的革命分子，因为他有铁的纪律与统一的革命意志。”一个政党是有了“主义”与“纪律”之后便有了强大的力量，那么合理运用这个力量，就需要处理好群众与领袖之间的关系。首先，群众应该服从领袖，“我们要推尊领袖，那便群众活动，总不易步伐整齐而有力量。”同时，要监督领袖。再优秀的领袖也可能会被蒙蔽双眼，因此，不能盲目信任领袖的品格。恽代英提出不应该给予领袖无限的信任，“与其信赖领袖的品性，不如有群众夹持领袖，使他不能不忠诚的为党纲努力。”群众监督领袖属于党外监督，除此之外，恽代英还意识到了党内监督的重要性。他认为，党的内部不应该害怕争议和驳诘，“一味死静的服从领袖，亦不是革命党的好气象。”党内监督是实现自我净化，保持良好的民主氛围的重要方式。恽代英在《民族革命中的共产党》《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等文章中对中国共产党员提出了一些具体的要求。
恽代英关于党的建设的思想虽然不够完备和系统，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对革命的领导权问题、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问题、正确处理党际关系等方面的思考尚不深入。但是，他和蔡和森等人对党的建设的最初探索，促进了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是毛泽东建党学说的重要思想来源。
五、革命道路的探索：较早认识到利用武装实现反帝反封的重要性
恽代英是党内较早认识到武装斗争重要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之一。恽代英武装斗争的思想是随着对封建统治认识深化过程中形成的。大革命初期，陈独秀等人遵从共产国际的指导，“共产党不应当要求一定由自己的党员担任国家和军队的一切领导职位”，使党在早期放弃了对于武装力量的领导权，最终导致大革命失败。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党内的工作主要还集中于工人运动时，恽代英已经开始注意到武装斗争的重要性。
1922年，恽代英公开发表文章，表达了组织军队的重要性，他强调要“赶快组织作战的军队，为民治政治，向一切黑暗的势力宣战。”这是党内最早阐述武装斗争的文章。1923年，京汉铁路大罢工失败，恽代英对于武装斗争的认识进一步深化。他意识到仅仅依靠无产阶级的力量是不够的，中国革命的胜利必须依靠强大武装力量支持。他从革命时期和武装斗争的关系进行分析，认为“武装斗争反抗反动派是革命的第一时期”。
恽代英十分重视军队的宣传工作。他有一种独特的做军队宣传工作的方式，就是通过影响工农群众来影响士兵。工人与农民是士兵最亲近的人，通过做好工农的宣传工作，争取把敌人的军队变成我们的军队。工人和农民饱受军阀的压榨，生活十分艰苦，他们是社会中深受压迫的群体，是革命的原动力，我们要理解他们的痛苦，为他们寻找出路，他们才能真正地认同革命、支持革命，并通过家庭的纽带去影响军阀内的士兵。“他们那时耳闻目睹都是反对军阀的空气，他们一到了家里他们的父母就立刻向他劝诫说：‘我的儿子啊!你何苦帮了军阀，害得我们一家都受苦呢?’……到了这个程度，所谓民众革命的时期就到了。”)恽代英不仅重视工农群众的宣传，同时认识到“到军队中去宣传，至少与到农民、工人中去宣传，是一样的重要”。
1926年5月，恽代英开始担任黄埔军校政治总教官。这期间，他对于武装斗争的认识进一步深化，写了《国民革命》《政治讲义大纲》《党纪与军纪》《军队中政治工作的方法》等关于军队建设的教材和文章，提出了“党高于一切”“服从党纪军纪”等思想。“党高于一切”指的是，军队的行动必须基于党的主义，“这也是如今‘党指挥枪’理论来源之一。”同时，恽代英还强调在军队中遵守党纪军纪的重要性。他认为，只有严明的纪律才能集中革命力量。恽代英的武装斗争思想突出了在军队建设中坚持党的领导以及服从纪律的思想，为人民军队的思想政治建设做出巨大的贡献，在军队中设立党代表和政治部进行思想政治建设的做法是史无前例的。毛泽东评价说：“靠了这种制度使军队一新其耳目。一九二七年以后的红军以至今日的八路军，是继承了这种制度而加以发展的。”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为了反对蒋介石的独裁，恽代英以武汉军校的名义向武汉国民政府提出征募2500名“志愿兵”的计划，还提出“把农工及学生2000 余人编为义勇队赴前线作战”。这说明了恽代英已经有了利用武装实现反帝反封和反对蒋介石独裁的意识，虽然这时的思想还不系统，但是对于中国共产党后来独立的武装斗争有着重大影响。大革命失败后，恽代英参与领导了南昌起义，坚决地同以张国焘为主的右倾势力作斗争。之后，又与叶挺等人组织广州起义 ，并在极其艰苦的战争环境下进行军队思想政治教育，开展武装斗争。
来源《湖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0年第6期